​改革开放初期的“红帽子”现象

改革开放初期的“红帽子”现象

文 / 简国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农村包产到户的深入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行，以乡镇或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存在的乡镇企业和农民自发创办的个体或合作的乡镇企业“喷薄而出”，点多面广，涉及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建筑、贸易、饮食、服务、修理等多种行业，深刻地改变了农村经济单纯依靠农业发展的格局，开创了农民在农村就地就近就业的新路子。

据统计，1978年，我国社队企业总产值只相当于当年农业总产值的37%左右。到1987年，乡镇企业中二、三产业总产值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104%，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这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农村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继联产承包解决温饱之后，乡镇企业成为实现农村小康生活的另一把钥匙，这个时期的许多乡镇企业成为了后来民营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爆发式增长的乡镇企业中不得不说一种现象——红帽子企业，它戴着一顶乡镇集体经济的“帽子”,实则是私人投资、雇工经营的私营企业，是一种“假集体”、“混质”企业，它是特殊历史阶段中特定经济体制下的一种扭曲经济现象，但从另一方面看，是迫切致富的中国农民善于迂回战术的智慧表现。

改革开放前，中国只有清一色的公有企业，即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没有私有企业，而且是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改革开放后，国家允许和鼓励个体经济发展，但在初期，由于在实践方面有一个渐进和探索的过程，再加理论方面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论述过：“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是剥削。”当时的“七上八下”仍然成为一条铁律：雇员超过七人是不被允许工商注册的。

出于多方面的原因，私营企业真正进入曾经公有控制的领域有着很多障碍。有的企业顾虑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上存在很大的政治风险，有的企业因为私营身份可能要承担很大比例的税费，企业所得税税率甚至可以高达70%，个体私营企业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于是，一些最初投资搞私营经济的“创业者们”开辟了一条迂回之路，选择了“依附”公有制经济，或以集体企业名义注册，或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分支机构形式出现，但实际投资者是个人或几个合伙的私营业主，这就产生了一批独特的红帽子企业。

“红帽子”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词汇。“戴红帽子”是指私营业主进行企业注册时，找一个国营或集体单位挂靠在它下面，然后注册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或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戴一顶“红帽子”，无非还是“怕”。怕被视为剥削者被打入另册，怕银行不给贷款，怕国家对私营企业的政策发生变化等等。

其实，戴上了“红帽子”的私营企业是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由组合，自负盈亏，定期向挂靠单位上交一笔管理费。挂靠给私营企业带来了诸多好处。例如，容易得到银行贷款，可以享受减免税费等优惠政策，能够得到挂靠单位的关照，抵挡各方面的乱收费、乱罚款等行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双方受益，私营企业“戴红帽子”变得合理合法，大行其道。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中央这种对于私营经济允许发展的政策，使得“红”、“白”双方进入了蜜月期。据统计，1985年全国已有红帽子企业22万家。

1988年，中国的私营经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法律节点：新的《宪法》明确指出“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从此之后，“七上八下”的限制不复存在，民营企业被允许到工商登记注册，其平等的市场地位被法律所正式所确认。

按理来说，国家新的经济政策的导向，有助于鼓励私营业主大胆打出自己的旗号经营，但实际上“红”、“白”蜜月期并未随之结束。这一方面的原因，是观念的转变有个滞后期；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私营业主大部分文化程度不高，自身法律观念的薄弱，没有、也无法意识到产权明晰的重要性将在今后发生凸显作用；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头顶“红帽子”有面子也有里子，已经形成了习惯，给企业带来的好处让私营业主一时割舍不了。

1993年，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和全国工商联等机构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红帽子企业占集体企业的比例在一半以上，在1994年，国家工商总局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乡镇企业中有83%实际上是私营企业。

红帽子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是聪明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曲线救国”的一种权宜之计，一定程度上说，是特定历史时期一种无奈的合理，是中国社会一种变通的进步，但同时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严重扭曲。它不仅在国家财政收入、党政干部廉洁建设等方面带来危害，而且在司法部门民事认定和职能部门日常管理等方面引发了很多问题，特别是模糊的产权关系引起了诸多的产权纷争和矛盾冲突。红帽子企业现象掩盖了事物的本质，带来了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在经济领域逐渐规范，公私如何认定的问题突显，企业产权界定引发的矛盾逐渐增多，私营企业主以此惹上官司，甚至带来牢狱之灾的现象在全国也屡见不鲜。江西上世纪90年代经济领域中的风云人物——新大地老总涂景新，就是因为“红帽子”的问题而使得人生像坐过山车，一度被判死缓，差点命丧在一顶“帽子”上。当然，也有起步戴着“红帽子”一路过关斩将，后来适时转换身份走向辉煌的，江西的另一个经济大佬张果喜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作者简介：简国斌，曾供职于省级新闻媒体，分别担任过策划部主任和频道主编，现为自由撰稿人、江西鸿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江西故事主创与传播中心总策划。曾参与《赣商春秋》编纂，并担任主笔】

编辑 / 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