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中国必然失败的外交！

1919，在中国近代史是极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这是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的标志，也是工人学生直面军阀政治乱象的顶峰，更是国民思想开化与爱国主义的根植。而在外交史上，这一年，是集聚影响力的。既是中国人第一次挺起胸膛站在世界外交的舞台上，也是中国近代外交的一次惨败。“弱国无外交”这句话，放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可谓再合适不过。纵观时间线，同多数国家相比，这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军阀割据民不聊生，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加强而苦不堪言。留下的，除了一批新兴知识分子在举起火炬，还有暗流涌动的民族资产阶级抗衡谋生。

巴黎和会上，顾维钧先生的发言震惊四座。其实，就一战问题与战后和会，中国北洋早已经做了打算。从保和会开始的中立时期，到以工代战列席协约国，北洋政府的外交总是夺目的。这一点应该得到肯定，只是当权者与帝国主义侵略愈发的严重，让这丝光芒变得淡然。

但是从二十一条，到民四条约，再到中日山东换文。背负着从清政府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平等条约的中国，作为战胜国列席欧陆和会，更是毫无地位可言。近代的中国，巴黎必然失败，从根本上可有多个原因。

1.理想主义的泡沫

中国能够列席巴黎和会，除了十四万的华工在欧陆战场的奋战，也同样离不开列强的帮助。如美国总统威尔逊所坚持的十四点原则，极大鼓舞着全世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人民自治的信心，中国也在美国的邀请与对十四点原则的极大期待下加入了和会。以陈独秀为首的先进知识分子更是畅言：“公理战胜强权。”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带着理想主义走入了镜厅，只是理想破灭的毫无依据。

美国总统威尔逊对华一致支持，在于其想要推到大英帝国的雄心。他支持集体安全与国联更加需要中国为代表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参与，才能对欧美列强产生威慑。然而，这个理想主义者很快会在巴黎碰壁，正如民族自决对巴尔干地区的矛盾仍然激烈，意大利人的妄图插入和英法对意大利允诺的土地，这是美国无法介入的势力范围，也是其原则难以实现的地区。同样，在亚洲的中国山东，由于意大利人的要求无法满足，日本的地位举足轻重，这更加导致了美国无法再向着与日本零和博弈的中国施加援助，因为若国联无日本如此强国加入，将毫无意义。威尔逊放弃了中国，而选择了国联的道路，让“强权再一次战胜了公理”

2.军阀政治的混乱

就中日而言，还先因从北洋政府的国情进行开端

北洋政府好比虫豸，在军阀混乱的情况下秩序将无从可言。现如今许多人为军阀翻盘，这是我无法理解的。军阀能够翻案原因仅仅在于：

1.对民生有所帮助

2.对抗日本人

北洋时期的军阀基本忽略了这两点。就稳定发育到抗日战争的阎锡山，其保持“中”的哲学态度治理山西，抗战期间且战且不战，对日本人保持联系而仅仅为了保存自己山西的势力范围不受到任何势力的侵害。这种墙头草的出现，才是北洋军阀混乱的根源。

北洋时期，中国财政可谓是一塌糊涂。1亿元的收入却又1.1亿元的支出。就段祺瑞政府执政时期，靠着出卖国家主权的西原借款才能勉强和度日。而段祺瑞的背后金主，则也是日本人。北洋政府如此，在南方也是如此，早期南方政府的事业也不乏日本人的参与。日本对中国的渗透早已经开始，就像参与山西会战的卫立煌感慨过：没有那个国家的敌人比自己国人还会了解这块土地，除了日本和中国。

军阀割据，战乱四起，南北不定，议和失败，派系斗争，没有统一规划的财政，而依靠列强和乡土情结拉起地方军队，互相争权夺利，这才是军阀的本质。

3。中日密约

日本拥有它的杀手锏，在和会上的法理依据，日本人无可厚非。

就山东地区，早在与袁世凯政府的二十一条中便列入首位提出，后经历中日山东换文事件，由驻日公使曹汝霖写下对日本接管山东的“欣然同意”才让和会上的日本更有其野心。这也是五四期间被烧赵家楼的原因。

日本国力强盛，又与中国政府藕断丝连，与英法表现忠诚与文明，实则在于殖民统治上从未有过文明。可这根本无法改变英法于日的立场，甚至在于意大利退出和会后，会愈发增强。

北洋的外交失败的，但不能忘记的是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的据理力争。在弱国的背后，在强权的阴影下，在公理黯然的破灭中，中国人始终不会忘了那沉重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