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渡: 云南部队到东北

引子

＊本文摘自《辽沈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作者孙渡当时系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热河省政府主席。

孙渡（1895年5月5日-1967年4月）

孙渡（1895年5月5日-1967年4月），字志舟，云南陆凉（今云南陆良）人，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步兵科、中央军校（黄埔军校）第五分校（昆明分校）第十六期，国民党陆军中将、抗日名将。

1915年入昆明云南陆军讲武堂步兵科受训。毕业后历任滇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云南烟酒公卖总局局长，云南省宪兵司令官。1929年任云南团务总局会办，得到龙云的信任。1930年任第九十八师第三旅旅长。1931年任龙云的参谋长。1934年任云南第三纵队司令兼第二路军总指挥部行营主任。1936年4月授陆军中将。1938年6月任第五十八军军长，率部参加武汉会战。1939年3月率部到赣西北增援南昌会战。同年9月至1941年12月，率部参加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1942年升任第一集团军副总司令，1945年升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驻防安庆。抗日战争胜利后，调驻锦州。后任第六兵团司令兼东北“剿总”副司令，参加国共内战。1948年被蒋介石削去兵权，调任热河省政府主席。1949年12月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云南和平解放时，在昆明郊外隐名藏身。1952年被捕，1959年被特赦释放。后任云南省政协委员。

孙渡因智勇双全，被誉为“云南儒将”，又有“小诸葛”之称。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数十年来，孙渡将军出滇浴血抗战的事迹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

正文

一、变再变命令，云南部队远调东北

云南部队在日本投降之后，系在两个方面担任受降事宜。第一方面军由云南出国境开赴越南受降；原在赣北担任守备的第一集团军开往南昌和九江受降。在受降期间，均进行缩编。第一方面军缩编为第六十和第九十三两个军；第一集团军将新编第三军归伴于第五十八军缩编为一个军。这三个军后奉令均隶属于第一集团军总部。大约在第五十八军开到安徽的安庆及其附近地区一个多月以后，即到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又奉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电令，准备开往山东青岛、烟台、龙口一带，于是我率领必要人员先赴南京向何请示，并与陆军总部接洽一切。当时何说：“先将集团军总部及直属团队开到上海吴淞、宝山一带等船，第五十八军可暂住安徽，俟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运到山东后，再将第五十八军调往山东。”

一九四六年二月，第一集团总部及其属各团队，即由安庆开到吴淞口宝山县城附近集结待船北运。可是在待运期间，又再奉令改开东北暂归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指挥。至四月底五月初，就开始分由上海和越南两地向东北运送了。

本来蒋介石的意图就是将云南部队调出，离云南越远越好，其所以不先直令云南部队开往东北者，盖恐云南官兵在思想上感到突然，明了其意图之所在。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故意变更调令，一步步地胁迫生长在我国西南的云南部队，经历中国所有海域的一万多公里的海洋航线，到我国的东北内战前线，充当炮灰。

二、初到东北，第一八四师即在海城起义

云南部队首先到达东北的是第六十军。该军到达后，即由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直接指挥，调赴抚顺、鞍山一带驻防。其后，集团军总部和第九十三军陆续到达，驻防锦州及其附近地区。而暂驻安徽的第五十八军就从此脱离第一集团军的指挥了。

我到达东北后，曾往沈阳去见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当时，熊、杜两人对东北局势均抱乐观态度。杜曾对我说，他准备不久就要转移长春，并嘱我准备移往沈阳坐镇。

接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即明令发表拨隶第一集团军指挥的部队为第十三、第七十一和第九十三三个军，葫芦岛、秦皇岛两个港口司令部，以及其他独立师、保安总队、交警总队、各部骑兵支队等部队甚多（即所辖辽宁省西部、热河省全部至河北省滦河的地境线以内所驻的各部)。而第六十军又不在内了。曾记得在抗战胜利之初，蒋介石嫡系为了消灭各省的“杂牌”部队，为了达成其清一色的法西斯统治，就主张“哪省军队不准再驻哪省；哪个带的部队，不准哪个再带。”就这两句话来说，他们的阴谋，在目前云南部队中，可以说已经变成了现实。

第六十军和第九十三军两个军，原系由龙云和卢汉两个人的部队编成的。但在越南经卢汉一度调整人事后，两军的干部完全以他的么叔卢浚泉所办的军士队的人员为骨干，简直成了卢汉的小集团了。故当时云南部队中有人曾将抗战期间所用“军事第一”的标语改为“军士第一”以讥之。

在龙云被解决之后，紧接着又解除了卢汉的兵权。他们的部队存有戒心，是极自然的。尤其是远调东北，又归解决龙云的杜聿明所指挥，更感不安。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初到东北时就很愤慨地说：“真是奇怪！我们在云南所碰到的就是老陕(指关麟征而言，关是陕西人，曾任国民党云南省警备总司令)，来到东北碰到的又是老陕（即指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而言，杜亦陕西人），简直是老陕的天下了。”解放军很清楚地知道云南部队与国民党中央军的矛盾，故云南部队一到东北，解放军就向之进行争取工作。将一九四五年国民党中央解决龙云问题及同年十二月一日在昆明屠杀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学生和教员的惨案，印成文字兼图画的大量宣传品，在云南部队驻地附近散发，扩大了国民党嫡系部队与杂牌部队间的矛盾。卒导致第六十军的第一八四师尔后在海城毅然起义。

第六十军的第一八四师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初到达东北，驻防鞍山、海城、大石桥一带，师部驻海城。该师到防后不久，即遭到解放军的进攻，在战事发动之初，该师师长潘朔端尚决心顽抗，闻有两个连长因作战不力曾被潘枪毙。后来，因战况愈来愈呈紧张，感到不能支持，该师长曾向沈阳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请求退出海城，未获许可，并严令死守，不得撤退。这明明是有意将该师置于死地，使之与解放军互相厮杀，互相消灭的诡计。于是潘朔端和该师参谋长马逸飞商议后，就毅然决然地在海城起义了。

第一八四师到东北尚未及一月，就宣布起义一事，不能不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他深恐云南部队受一八四师的影响会使解放军的力量成了代数的加法，乃又利用原已不想利用的卢汉亲自到东北对云南部队进行安抚和慰劳，以安定军心。

一九四六年五月间，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正在增兵向四平街解放军进攻之际，蒋介石曾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前来制止，戒勿轻进。但解放军旋即主动撤出四平街，杜聿明认为他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得意非常，继续北进，侵占了长春。接着蒋介石也兴高采烈，亲到沈阳。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只看到眼前的暂时的利益，而看不到其后果的严重。

蒋介石到沈阳后，曾电召我去见他。他先略问我云南部队情形及兵员是否足额，后又问我对云南新到的部队中，相识的干部多不多，我答：“他们知道我的比较多，我知道他们的都是比较高级的，如军师长等。因为我自抗战后就未回过云南，所以对于中下级知道的甚少。”蒋嘱我以后须与中下级干部多多接近，尤其对营长一级要特别注意掌握云云。我想起去年十一月到重庆开会时，就有人向我建议要调整部队人事。周开勋（曾在胡宗南部任过副军长，云南人)曾向我说，他在中央军服务甚久，深知蒋介石的性格，凡是能吃掉别人队伍的人，蒋就认为此人有“本事”，一定能得大用。否则，就认为庸懦无能。我偶然忆及旧所听闻，就知道蒋介石今日所言究竟在暗示什么了。

六月间，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又到东北视察，曾在锦西召集驻防辽西一带的云南干部讲话。他毫不掩饰地叫嚣战争，说什么“切不要听了调处或停战的消息就松了劲，要知道国家为了完成统一，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的讲话满口血腥气味，真不愧为发动内战的一个大战犯。

九月间，我奉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命令，指挥第十三军、第四十三军、第九十三军及第七十一军的第九十一师进攻热河。由于当时解放军的战略方针不以保守地方为主，而以保存有生力量伺机歼灭敌之有生力量为主，故到处都遇到解放军的主动撤退，于是我军未经激烈战斗就先后侵占了热河的重要城市承德和赤峰。此后，由于所占空间增大，兵力分散胶着，即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

一九四七年三月间，在辽东通化（今属吉林省）方面的国民党军为解放军所包围，因附近已无充分的机动部队可调，乃令远驻热河承德的第十三军抽调部队往援。该军增援部队行抵辽东的新宾县时，就进入解放军预设以待的袋形阵地内，该军的一个师及一个团全部被歼。该军军长石觉因惨败而恼羞成怒，认为他这次失败不是他的过错，而完全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的指挥失当所致。于是他就迳往北平，恳求国民党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石与李系广西同乡），将第十三军改隶北平行辕指挥。从此该军就与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不相往来。

同年六月间，解放军又向四平街进攻，战况十分激烈，又奉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令将热河赤峰一带的第九十三军主力撤出赴援四平。可是该军到达后尚未接触，解放军又主动撤走，于是守四平街的第七十一军幸而免于歼灭。但热河方面，因一再抽调部队即逐渐缩短防线，以致承德、平泉至朝阳之线以北地区完全为解放军所收复。当时我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长官兼长官部辽西指挥所主任及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也就从热河开始撤至辽西锦州了。可是蒋来到沈阳对东北干部讲话却说四平之役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其意义比抗日胜利还要巨大。听了他的讲话后，许多人都说他比拟的荒谬，其实这倒是他的真心话，因为他认为他的真正的敌人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是中国广大的人民。所以更特别授予守四平街的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以青天白日勋章了。

七月间，参谋总长陈诚来到沈阳向东北将领打气，为了笼络人心，也装模作样地反对官僚资本，说什么共产党是老虎，官僚资本只是一些苍蝇，只要把老虎打死了，那些苍蝇是很容易消灭的。他接着又说，郑州绥靖主任刘峙竟假公济私利用公家的交通运输工具私人经商牟利。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是很不对的。现在已将他撤职，不过太便宜他了。东北难免没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如有不对的地方，你们都可以告诉我，用不着讲什么客气云云。好象他真是铁面无私主张正义，是何等“光明正大”，但是凡是他的“土木”系（陈诚用国民党陆军大学第十一期的学员和他当第十八军长时的干部特多，故外人即以十一两字合为“土”字，十八两字合为“木”字，名之曰“土木”系)的人，纵使犯了天大的罪,他总负责设法为之开脱。他对刘峙等人的指责，充分表明派系间的嫉视与倾轧，同时，并炫耀他自己的权力是何等的大而已。

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知道陈诚此次来东北是别有用心，曾以试探口吻向陈诚说，一个参谋总长职务何等繁重，怎么能脱身出来到处视察呢？陈说一切军事都由蒋直接指挥，他在南京简直无事可做，故出来到处看一看。熊式辉在陈到达沈阳后即电蒋介石请辞东北行辕主任职，未蒙核准。但是陈于八月间又到沈阳，则接替了熊的东北行辕主任，并以参谋总长名义指挥东北的一切了。

陈诚到达沈阳后，我曾往沈阳去见他。当时我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长官兼东北第一兵团司令官。他问我：“云南在东北的两个军哪一个好些？”我答：“第六十军成立较早，战斗力比第九十三军强。九十三军成立不久，军容风纪又比六十军好。”陈要到锦州去看看云南部队，嘱我与他同机前往，过后几日，我即与陈同机飞往锦州。当天即召集驻在锦州附近的云南干部训话，陈诚特别强调军风纪，他说：“军风纪为军队的命脉，有关战斗的胜败，军队的存亡，第六十军（当天在场听训的只有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的千部，该军主力早已调驻永吉附近）成立的历史很久，军风纪应该比九十三军好些才对，现在从各方面调查，六十军的军风纪不如九十三军，应该认真加以整顿。”他先对六十军来一个下马威，然后又说“各军干部对于士兵应该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地随时随地进行主义教育，使之明是非辨利害，才能效忠党国”等等一套陈腔滥调。

九月间，陈诚令我转令驻防新民的暂编第二十二师以主力开往辽西的兴城、绥中以北地区向热辽边区的解放军进行扫荡。该师抵热辽边境立足未稳，而东北解放军已发起秋季攻势，所有热河及冀东的解放军正大举东进，给该师以严重的打击。结果，该师副师长（师长龙泽汇请假由该副师长代理，姓名已忘）被俘，重武器全失，官兵除被俘者外，大部溃散至锦西、兴城一带，数日方收容就绪。而山海关以东的北宁路，亦遭解放军的战略破击，一时不易修复。陈诚自恃大权在握，兵员武器可源源而至，小有挫折，无关大体。不仅如此，他还抱有“雄心壮志”，想在东北大显其“参谋总长有能”（陈狂妄自大，南京国防部成立时，白崇禧任国防部长，位在他之上，他心怀不服，时生龃龉，就常以“国防部长有权，参谋总长有能”的话，作为他为所欲为的借口）的身

手，准备作下届竞选“副总统”的反动的政治资本。

本月，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又奉蒋介石之命再度来到东北慰劳云南部队，希望云南部队继续为他们卖命。

陈诚知道卢汉前来慰劳，即电话告知我说：“现在辽西军情紧急，你须常在锦州，不必偕同卢主席到各处去慰劳。”我答应照办，并将所得情报报告了陈诚。我说：“现据各方情报，.知道前与暂编第二十二师遭遇的解放军的人数约五万人，且各方报告均言解放军准备千里长途行军，要到平原地带去作战云云，似乎有向沈阳方面东进的模样。”

十月间，第四十九军由苏北方面调来锦州，归我指挥。该军的两个师到达锦州（有一个师尚在海运中）时，陈诚就着我令该军由锦州出发经江家屯（锦州西南数十里）向杨家杖子、新台门（江家屯西热辽边境附近)前进，求敌攻击捕捉而歼灭之。该军遵即行动，但到杨家杖子、新台门附近地区后，转来转去数日，只遇有少数解放军，并且稍一接触，便即退去。该军就认为解放军不多，战斗力也不强，并对暂编第二十二师的溃败还暗含有讥笑之意。该军军长王铁汉与锦州第一兵团司令部参谋处联络时，就曾数说敌情并不如讲的那么严重。可是当该军再度转到杨家杖子时，却发现了解放军，经过接触后战斗力并不弱，且人数也越来越多，战况渐呈紧张。该军的第二十六师海运到达锦州后，当即令其迳向杨家杖子前进，策应该军的作战，但中途被阻，无法进展。该军得知第二十六师由锦西沿铁路线向杨家杖子北进的情况后,亦曾数度向南猛攻，企图打开通路，与第二十六师会合，均遭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卒未获逞。最后被解放军包围在方圆不过数公里的狭小地区内，前后经过三天的战斗，除该军军长王铁汉及参谋长等很少人换便衣逃脱外，其余悉数被歼。

暂编第二十二师的溃败和第四十九军（缺第二十六师）的被歼，严重地威胁到辽西的海上门户——葫芦岛的安全。陈虽电华北抽调两个军开来东北，但因铁路遭破坏，步行迟缓，万一中途受阻，更是问题。这是守备锦西掩护葫芦岛的部队最关心的问题。（直接守备葫芦岛的原有一个步兵团，守备锦西的有一个支队及保安团等，现又新增加第二十六师及暂编第二十二师未参加扫荡的和新收容的部队。统归第九十三军副军长盛家兴指挥，负守备之责。)幸而解放军在歼灭第四十九军之后，稍事休整，未即向锦西进行攻击，而华北方面派来的国民党第九十二军和暂编第三军虽步行缓慢，但没有中途被阻，且日渐向锦西方面逼近，转使解放军的侧背感受威胁，解放军不得不以一部向锦州佯攻，掩护其主力由辽西走廊移向热河朝阳方面。

华北方面开来的两个军到达锦州后，陈诚当即将暂编第三军调走，只留第九十二军开驻锦州，归入第一兵团的指挥。旋闻驻热河朝阳县的骑兵第三军李守信部已被解放军解决，同时东北十大煤矿之一的北票（在热河朝阳县境的东北）的守军，复为解放军所包围，情势十分严重，待援甚急。陈诚复饬我以第九十二军前往解北票之围。惟朝阳方面的解放军的兵 力较之该军（尚缺一个师）实居于绝对的优势，且沿途地形尤其险恶，须循大凌 河谷很长的隘路行军，沮测泥泞，车马时有陷落之苦，若不加警惕，一旦有事，即会四面受敌，有坐以待毙的危险。该军所负任务的不易达成原是十分明显的事。当该军行抵金岭寺附近时，已发现朝阳方面的解放军正纷纷前来更番向该军进攻，该军大有蹈杨家杖子第四十九军覆辙的可能。在此千钩一发之际，我即着副司令官赵家骧（赵原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参谋长，陈诚到东北后，长官部撤销，也不另行安排其任职，我即将他请调为兵团副司令官。因他与侯镜如同是河南同乡，故着他打电话）电话通知第力十二军军长侯镜如说，不要为解放军的攻击所吸引，迅即准备向义县撤退，并询他脱离战场是否容易，据答并无问题。乃补发正式电令着该军撤退，并令驻义县的第九十三军派出部队准备接应。事前虽有准备，但由于解放军猛烈的攻击和追击，该军仍被歼灭了两个团，一个师长被俘。至于炮兵部队和车辆，则悉数损失，北票也跟着被解放。守军一个团也全部被歼灭。从此以后，辽西方面的解放军真正可以千里行军向平原地区长驱深入地东进作战了。

锦州第一兵团司令部因锦州已无作战部队，决定将义县朝阳间的一个交警总队调驻锦州担任城防（因交警总队的装备皆系近战武器，而士兵亦系高小以上毕业学生，颇适宜于城防工作）陈诚闻知在先，遂即电我将该总队调往营口。因营口位居辽河下游，为水陆交通要港，但冬季结冰，就不能与沿海各港通航，陈诚想加强海上运输，乃特调一只破冰船前来破冰，开辟营口海运航线。陈认为此地重要，故将交警总队调驻此间。但当年气候特别寒冷（秦皇岛葫芦岛这两个不冻港都结了冰)破冰船进度不大，前面破了不久，后面又行冻结，迄未获得海运效益，反而促成了王家善部的起义。王系东北人，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历任东北保安总队司令和保安师长等职，后来又改变为正规师归第五十二军建制，担负守备营口之责。所部原系伪满军队，自到营口以后,国民党营口市市长袁鸿逵就对王有点歧视，袁自高自大，并常摆出黄埔第一期老资格的派头，王已感不满。迨陈诚派交警总队前来营口，王更感到陈对他的不信任。兼之因营口新增加了一个军单位，乃增派第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来统一指挥，凭白地又增加了一个顶头上司。并且这些人都是通同一气地视自己为异类，故心中万分恼火。加以该部原有的进步人士又在暗中策动，于是遂决心改邪归正，靠拢人民，王家善乘召集开会的机会将第五十二军副军长郑明新和交警总队长及营口市长等一件扣留起来，随即宣布起义，解放了营口。最可笑的是营口已解放了好几天，陈诚还电催破冰船赶快向营口前进破冰，这不是因失败而吓昏了头脑，就是想海上运输想得发疯了。

陈诚一到东北就盲目地乱动，到处碰壁，由关内调来的三个军（第四十九、第九十二和暂编第三军）如果集中起来一齐使用尚可捣乱一时荷延残喘，无如他轻敌无谋，求胜心切，逐次分割使用兵力，以致接二连三地被各个击破，弄得垂头丧气，给他那种六个月甚至三个月即可“消灭”共产党的速胜论调打了一连串的耳光！跟着辽西的解放军，又一往直前地向东逼近，使他更是手忙脚乱，胆战心惊。沈阳已陷于被动招架的境地，有人说残破的第四十九军军部现已无事可做，可调来沈阳负守备责任。于是即委王铁汉为沈阳防守司令。后又闻国民党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守备山西大同富有守城经验，又调楚溪春为沈阳防守司令。凡是各地可以调往沈阳的部队，不问兵力的多少，也不问地方的重要与否，都一概调走，如锦州为东北的军事要地，到后来只调剩下一个兵团司令部驻守了。

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十一月结束了秋季攻势之后，于十二月又发动了冬季攻势。真是“屋漏更遭连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风。”一九四八年一月初，国民党新编第五军又在公主屯为解放军所歼灭。陈诚更震慑异常，每日呻吟床头叫苦连天，要求蒋介石准他回南京养病。当未得蒋满意答复时又说他对“领袖”素来如何如何地忠诚，为什么这点请求都不答应他。同时并令将飞机随时发动着，以免天寒临时不易发动，必要时才好逃跑。闻沈阳的空军人员也不大愿意而喷有烦言，又闻驻在沈阳的马占山听得陈诚有逃跑的消息，曾往见陈诚，疾言厉色的对他说：“你来得去不得！”这向话真是意味深长极了。陈的所作所为，说起来真的不会令人相信，但又却是千真万确的事。陈诚在东北吃了许多大败仗，逃回南京之后，闻蒋介石见到他，头一句话就说：“你以后有什么脸面去见美国人！”这充分说明了美蒋的同恶相济。

国民党营口市市长袁鸿逵在营口被俘后经解放军释放回到沈阳。与我会见时，他对我说，解放军方面都把陈诚说成是“打渔杀家”的“教师爷”，真是恰当不过。

陈诚走后，蒋介石复派卫立煌任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到沈阳后，我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六兵团司令官身分曾往沈阳去见他，并向他建议酌为缩短战线，多控制一点机动部队为好，必要时，总部亦可移驻锦州。他未置可否，只说现在沈阳外围构筑据点工事甚多，万无一失，你可同工兵指挥官一道去看看，大有满不在乎的神情。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四平街被解放之后，外间都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的寿命不长了，可是到六月间我交卸第六兵团司令官职准备离锦州到沈阳与他晤面时，他还邀约北京的若干教授到沈阳参观讲学，犹在盲目乐观，不知末日之将至。

三、解除兵柄，调任热河省主席

蒋介石一贯以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为其反革命统治的法宝。抗战胜利后，他曾利用龙云、卢汉、孙渡三人间的矛盾,采取各种手段，把我所带的第一集团军缩编为一个军，脱离第一集团军的指挥，又把龙云和卢汉在云南的部队编为两个军拨隶第一集团军归我指挥（后来事实上这两个军又分开了），这样一来就把云南的部队一齐投入内战而又分散在各地，不怕你不唯命是听了。事情还不仅于此，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部已有副总司令二人（一为欧震，系薛岳的人，也即是陈诚的人；一为杨宏光，系龙云的人，原任新编第三军军长。因抗战胜利后该军被缩编掉而调充）又委陈铁为副总司令（陈铁为贵州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原在胡宗南部任第十四军军长，系何应钦的同乡）。原来的参谋长黄雄（浙江温州人）被调走，另委兵役司司长 翁国柱（贵州人为何应钦亲戚）前来接替，表面上标榜云贵大同乡，人地相宜。实则不过以此为幌子，进行吞饼或消灭异已军队所做的阴谋诡计和遇机即可取而代之的人事上的准备。

一九四六年我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的命令发表时，对我原任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一职，并无明白指示，隔三数日后，才补来一电，言明仍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其所以不同时发表而必须分为两次者，大概在此时就有更换我所任总司令的意图，决不是出于无意而偶然的疏漏。

五月间，参谋总长顾祝同来电，要我到南京一行，我到南京后，蒋即邀我进早餐，席间蒋对我说，你带兵太久，也太辛苦，我想调你当省主席，换一换工作要好些。内地各省党派太多，不易应付。东北各省又太小了，也不适当。我想暂调你到热河去负责，如果需要云南部队，将来也可调去。你可考虑一下。我说，别无困难，只是兵团司令部官佐等太多，我要带往热河安插他们比较安心点。蒋说那可以，除了民政厅厅长于国桢一人你可留用外，其余的人你都可以掉换。后来龙云又约我吃饭，劝我决不要放弃兵权，并言去年朱总司令写给我的信是真的，用不着怀疑，还是想法向蒋介石推辞为好。我迟疑数日想不出有很好的措词可说。又遇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约我吃饭，我正拟托俞济时向蒋转报，请将主热事暂缓发表。我尚未开口，俞即向我转达蒋的意旨说，现在总统已决定你原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仍旧不变，你兼的第六兵团司令官以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升充。人事上用不着顾虑，你可安心准备到热河去。后由总统府代购飞机票，催促我离京赴热。我回到锦州后，当将经过情形告诉了卢浚泉，卢问我以后应当怎样办？我说，照目前情形看，你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准备起义；一条是准备当俘虏。卢说，禄国藩（云南人，与卢同是彝族）有一女在热河，系共产党员，我以后派人向她接你。卢并向我建议到热河三个月后，可托人代理省府职务。再回东北来。我说一定照办，你可多与解放军联络。可是到九月中旬我到热河尚未满两月，锦州即发生战事，我连日接卢来电报，谓战况并不紧张。但至十月十四日卢的电台忽不通，锦州电报局也叫不应，就知道锦州已被解放了。

十月下旬，蒋介石曾到热河承德，他对我说，锦州的仗打得不甚好，倒是在义县的一个师（第九十三军所属的暂编第二十师）打得很不错。后来他又向第十三军干部训话，也讲到东北的战争。为了巩固他的统治，要人家不惜以宝贵的生命做他的牺牲品。

四、第六十军在长春起义

蒋介石为造成他的清一色的独裁统治，对嫡系部队是想方设法地使之成长与壮大，而对杂牌部队，则千方百计地使之削弱或消灭。嫡系部队有一个师，不久就变成两个师的一个军，再有一个师就成了三个师的一个军，再有一个师就可成为两个师的两个军了。这样一天比一天地扩大。蒋介石的第一军则膨胀到了惊人的地步，就是例证。杂色部队一个三个师的军，不但不会变成两个师的两个军，而且会军变为师，师变为旅以至于消灭，让别人拿你的番号又成立新的部队了。用着你的时候则暂为利用，用不着你的时候则一脚踢开，弃如敝屣。北伐期间，云南部队有朱培德、范石生、金汉鼎三个军参加，后来三个军变成三个师，不久又被吞供掉一个师（范石生的第五十一师）只剩有两个师了（第七师和第十二师）。到抗战末期，又遭吞并，简直彻底消灭了。所有杂牌部队，概系地方军阀地主武装，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站在完全敌对的地位，而蒋介石又掌握着中央政权，能取得帝国主义大量的援助，所以杂牌部队明知最后必遭蒋吞或消灭，但为保持自己反动阶级的利益，权衡轻重，还是依靠蒋介石这个集团为合算，云南部队也无例外。

云南部队到东北的两个军，一开始就被调离开，各驻一方，第六十军（缺第一八四师在锦州）以驻永吉附近的时间为长，在驻军期间，闻与国民党吉林省主席梁华盛（广东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处得极不愉快，因为梁以长官身份自居，权责不分地随时干预第六十军的事，使该军军长曾泽生常有不甘心忍受而又不得不忍受的愤怒心情。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奉令由永吉西撤长春，与原驻长春的新编第七军共同担任长春的守备。该军到达后，长春所有物资已为新编第七军所把持，样样仰人鼻息，简直在过乞讨生活，困难与日俱增。后来，长春居民到了以草根树皮来充饥，拆房屋和挖柏油路上的柏油来作燃料的程度，而包围长春的解放军又宣布凡在长春市内的人，不论军民，只要携有(?)武器就可通过包围线并给予粮食。以致军心民心逐渐瓦解。在锦州没有解放以前，尚有一线生机的希望，到十月十五日锦州解放后，则一切希望均变成绝望，加速了瓦解的过程。至十七日便爆发了第六十军的起义。该军起义又促成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的放下武器。整个东北就完全为解放军所收复。

资料来源:

《辽沈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