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聊城进士李倓闽台宦迹考

乾隆年间聊城进士李倓闽台宦迹考

在异地为官的职官制度下，许多清代科举士子在被选拔为官后，往往不辞万里，远游异乡，在参与地方政务治理的同时，也在促进当地文教发展、传播传承中华优秀学统方面作出贡献。在台湾府诸罗县（今台湾嘉义）知县任上颇有政声的乾隆山东聊城籍进士李倓便是此类优秀科举仕宦之一。

台湾嘉义文庙

李倓知名于台湾嘉义，是因为他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担任诸罗县知县之后改建了玉峰书院，并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玉峰书院改建完毕后立碑为记，此一由李倓亲自撰文并书丹的石碑并其《改建玉峰书院碑记》碑文，至今还保存于台湾嘉义文庙，供民众瞻仰。除了改扩建玉峰书院，促进当地文教兴盛，李倓还在任上修建了地藏庵，用于存放由大陆流寓台湾人士无处安葬者的棺椁。

李倓，聊城人，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此一履历于“明清进士题名碑记”及诸种方志中均有相同记载，但其出身及生卒年月则多语焉不详，另有多种方志、著作在其任职经历方面出现了互相矛盾的说法，如有言其曾担任淡水同知、罗源县知县、福州知府之说，但详查诸地该时期方志、福建通志的记载，佐以民间文献旁证，这些说法并不属实；另有著作甚至出现了李倓在同一时间分身在不同地方任职的情况。种种错讹，不一而足，因此，有必要予以考订、辨正。

为什么会出现李倓在同一时间不同地方任职的情况呢？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与聊城籍进士李倓同一时期有另两位与其同名的李倓也在福建（含台湾）地方任职，其中一位原籍广东化州（今广东），另一位原籍甘肃仪州（今甘肃）。

有关聊城李倓，宣统《聊城县志》中在清代“国朝进士”一项中记载，“乾隆十六年 辛未 李倓 福建同知”，在清代“国朝举人”一项中则记载：“乾隆十二年 丁卯 李倓 见进士”。据《嘉庆东昌府志》，“乾隆十二年丁卯举人 李倓 聊城 见进士”，更进一步印证了李倓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丁卯年考中举人的事实。另据《光绪明清两代进士题名录·大清乾隆十六年进士题名碑录辛未科》：“赐进士出身第二甲七十名：李倓，山东东昌府聊城县人。”“山东东昌府聊城县人。大清乾隆十六年进士第二甲第四十一名，赐进士出身。”参加乾隆十六年（1751年）辛未科会试，与李倓一起得中同榜二甲进士的，还有后来的清代名臣刘墉。也就是说，李倓在乾隆十二年中举之后，仅过3年便于乾隆十六年中进士。

据笔者所见，李倓祖居地聊城民间文献《界牌李氏丙林宗门家乘》（李洪悦纂修）中抄录自旧时界牌家谱碑所刻之谱系，李倓父李增法，母杨氏；兄弟三人，长兄李耀，仲兄李伟，李倓行三。另据宣统《聊城县志》“人物志”记载，“李倓，字泌亭，号鹤溪，师事舅氏，任宣锡深器重之，于书无所不读。嘉庆丁卯举于乡，辛未成进士，福建卽用知县，奉檄喜曰：‘此吾父志也！’署泰宁，补崇安邑，故剽悍难治，莅任后一以淸严为主，遇讼立为剖决，咸予折服。继以循卓，调诸罗县，邑有无赖，较内地尤甚，重惩无少贷，嗣由泉州西仓同知复请再任崇安，未入境而老幼携扶，香花载道，以为父母重来矣。其得人心如此！后升福州府知府，卒于任。”

另外，据查阅资料和田野访谈，聊城附近20公里处有村名曰算子李村，该村始祖名曰李珪，是唐代李世民后代汝阳王李琎的后裔，在元代曾担任平章事，诰封光禄大夫，因统计、计算能力惊人，人称“算子李”，后来致仕田居，定居在博平（今属聊城市茌平区），后来人丁兴旺，渐成规模，形成了自然村，经历代繁衍生息，算子李村的李氏族人已至28代，后代目前应以万计，并散居海内外。算子李村与界牌村相距仅40公里，两村李氏族人均传说祖上来自山西。另外，从界牌李氏一世祖李玨的名字来看，这应该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家庭给起的名字，因为李玨这个字不常见，在元明清读书人甚少的时代里，能够认识此字的应是一个文化水平不低的文人。另，《界牌李氏宗谱》记载，曾有一支界牌李氏族人迁居东平草桥，经查，东平草桥实应为今汶上草桥，而算子李村的家谱上也记载有族人迁居汶上草桥。这应不是一般的巧合，这或者是同一支族人，或者是界牌李氏前去草桥投靠已在该地的同宗族人，均是合乎情理的推断。

由此，有理由相信，聊城李氏历史上是望族，界牌李氏、赴台湾担任诸罗知县的李倓一支应与“算子李”有渊源。从界牌李氏一世祖李玨的名字来看，他与算子李村的一世祖李珪名字相仿，似乎有着比较近的亲缘关系。因此，聊城李倓的远祖，应亦为唐皇李世民后代汝阳王李琎。

据连横《台湾通史》，“玉峰书院在嘉义县治西门内，为旧时县学之址，乾隆二十四年，诸罗知县李倓改建。”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福建续志》记载：“玉峰书院在旧学宫址，初有义学，在城西北隅。康熙四十五年，摄县孙元衡建。五十四年，知县周钟瑄移建于县署右；乾隆五年知县何衢修；十四年，知县周芬斗改建于南门外；二十四年，知县李倓定今所”。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中所提到的孙元衡曾在康熙年间署诸罗县篆，后任台湾海防同知，曾著有诗集《赤嵌集》，后由台湾升任山东东昌知府。而东昌府的府志所在地即在李倓的祖籍地聊城。孙元衡在初建玉峰书院时（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恐怕没有想到，在53年后（1759年），会由他后来担任知府的东昌府聊城县人士，也可以说是他的门生——李倓来重建他创建的玉峰书院，并留下一篇题为《改建玉峰书院碑记》的墨宝且勒石为记。改建工程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开始，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夏完成。改建后的玉峰书院位于今嘉义县的孔庙旧址，书院正中设有讲堂，两侧建有36间斋舍，环境清幽，适宜读书治学，可见李倓为诸罗县培养人才，擢拔国家栋梁的良苦用心。

据民国《泰宁县志》清知县“乾隆”目下记载，“李倓，山东聊城人，进士，十六年署”，即聊城李倓曾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担任泰宁县知县一职，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卸任泰宁知县一职。另据乾隆《福建续志》，在“崇安县知县”条下，有如下记载：“李倓，聊城人，进士，十七年任”。可见，李倓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担任了崇安县（今武夷山市）知县一职。而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王吉士任崇安县知县之后，李倓又接任了崇安县知县一职。至于他何时到诸罗县任职的，《乾隆续修台湾府志》中记载，“李倓，山东聊城人，辛未进士，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任”，即，他是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七月任台湾府诸罗县知县的。诸罗土沃财饶，李倓益励风操，凡一切兴利除害便于民者，力行无倦。

民国《永春县志》在乾隆“知州”条下记载：“李倓，聊城进士，三十四年署；黄彬，汉州举人，三十五年任”。也就是说，李倓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署任永春知州，最晚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卸任永春直隶州知州一职。据《民国长泰县新志》，“李倓，山东聊城进士，乾隆三十五年任，郭玑……乾隆三十六年任”，即聊城李倓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任长泰县知县。据光绪漳州府志，李倓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任漳州府通判。据《光绪漳州府志》“通判”条载，“李倓，聊城进士，三十六年任；顾朝泰，无锡举人，四十年任”。即，聊城李倓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任漳州通判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顾朝泰接任为止。

1775年之后，1910年编宣统《聊城县志》中所说李倓“升福州府知府，卒于任”及2001年编《地方史志资料丛书·聊城》“后升任福州知府，卒于官”在目前所见的各种版本《福州府志》中并无记载，查《福建通志》（李厚基等修；沈瑜庆，陈衍纂），在其“福建职官志”卷二十三“清福州府”条下历任“知府”中也并无李倓的名字，李倓并没有到任做过福州知府。那么李倓去哪里了呢？据宣统《聊城县志》记载，李倓曾任福州知府，“卒于任上”，那么有一种可能就是李倓在被任命为福州知府后，并未能到任履职便去世了，由此推断，李倓的卒年应该在他离任漳州通判之年，即乾隆四十年（1775年），或者说，李倓病逝于赴任福州知府的过程之中，他的福州知府职位为仁和籍贡生徐元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取代。

来自山东聊城的清代进士李倓来到台湾担任诸罗知县多年，后又回到大陆，担任过崇安县知县、长泰知县、永春直隶州知州、泉州知府、福州知府，可见他一生的仕宦生涯大部分时间在闽台两地度过。最后聊城进士李倓终老何处虽仍需进一步考证，但是他的生平轨迹已大致清楚，李倓约生于康熙雍正年间（1700-1733年之间），约逝世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担任过诸罗知县一职，籍贯山东聊城，长期在闽台区域为官，是一位为民谋福、政绩卓著的清官。

由清代不在家乡为官的职官制度所形成的异地为官、迁徙流寓的人口流动和移民行为也是研究移民史、人口史时需要注意的文化现象，这也应该是除了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唐山过台湾等大规模移民活动之外的另一种成规模且历史悠久、涉及人口众多的有着由点及面、由上至下特点的移民活动，可以说，游宦也是很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一种移民类型，从这个角度来说，清初聊城进士李倓，及其先祖李珪的游宦生涯仅仅是其中的凤之一毛、麟之一角，中国历史上更多的显宦与优秀士子，远溯先秦，近至当下，规模巨大、数量众多的许许多多的家族移民史与家族文化史，待后人去探索。

乾隆年诸罗知县李倓的齐鲁闽台行迹及其《改建玉峰书院碑记》反映了齐鲁文脉与学缘向台湾的流播，职官制度的执行与变革，以及文教传统也呈现了李倓等科举士子的家国情怀。李倓在清代众多的科举士子中虽不是显宦，但恰因如此，他的闽台宦迹具有了从中考察清代科举仕宦所带来的跨地区人文交流、中华文化传承、人口迁移流动等社会经济文化问题的普遍性代表意义。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台湾内渡作家研究”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李诠林

编辑：鲍家树 赵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