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平自述:1995年我是在怎样的心情下回国任教的？

郎平自述:1995年我是在怎样的心情下回国任教的？

（原标题：郎平自述：1995年，我是在怎样的心情下回国任教的？）

【编者按】

28日下午，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19年女排世界杯赛第三阶段A组循环赛比赛中，中国队以3比0战胜塞尔维亚队，夺得2019女排世界杯冠军！

1978年12月10日，是中国女排征战曼谷亚运会的第一个比赛日。那一天，是年轻的主攻郎平第一次在国家队的比赛中亮相，也是她的生日。

郎平这个名字，从此伴随着中国女排经历辉煌、挫折与奋起。

进入90年代后，古巴女排开始缔造八连冠的强大王朝，而中国女排再没能站上三大赛世界之巅，但是在最低谷的时候，中国女排依旧永不服输，砥砺前行。

1995年，中国女排迎来了一名熟悉的人物——郎平被中国排协聘为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自传：激情岁月》一书中对这段岁月有着详细的叙述。

选自《郎平自传：激情岁月》（郎平/陆星儿）

解除婚姻契约，解除工作合同

1994年11月，我带八佰伴世界队打完最后一场比赛，中国排协打电话给我，要我从香港弯一下北京再回美国，说有事情商量。

到北京的当天晚上，袁伟民找我谈了女排的情况，我们确实都不忍心看着中国女排落到世界第八而一蹶不振。

袁伟民说，女排最缺乏的是一种精神，是教练的凝聚力，要用一种人格的力量来调动运动员，而时间又特别紧迫，离亚特兰大奥运会只有一年半时间，不允许再慢慢启动了，他对我有信心，希望我考虑，能否回来执教。

但是，我对自己有多大的把握呢？

中国女排的成绩一再下滑，这让太多对排球有着特殊感情的中国人感到失望。而过重的希望和过多的失望，交织成巨大的网笼罩着女排队员，她们无法不感到压力和压抑，她们痛苦地扪心自问：还有信心再打翻身仗吗？

1994年年底，赖亚文、崔永梅、王怡等几个老队员不约而同地写了辞职报告。这些在打球时挥臂如棒的女排姑娘，一旦提笔写“辞职报告”，握笔的手都有气无力，半途而废毕竟不光荣。

感到最懊丧、最心痛的是队长赖亚文，她为人友善，用情专一，对排球事业更是忠心耿耿，她从12岁开始练球，整整12年苦战球场，却落得“世界第八”的结局，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国家队？

“1993年、1994年的时候，队伍情况是最糟糕的。说实话，如果不换教练，女排肯定起不来了。我也不想干了，尽管很不甘心。我1989年进国家队，是队里年龄最小的，我现在毕竟只有24岁，还可以好好打几年的。”说话轻声轻气的赖亚文在谈到那份“辞职报告”时，有点激动，她倒吸一口气，再冲出的声音显然有了重量：“1995年初，我在家里休假，从报上看到一些报道，在炒女排换教练的事。快到春节的时候，报上突然有消息说，郎平有可能参加主教练的竞选，我顿时喜出望外，只要郎平参加竞选，那肯定就是她了，只要她上阵，女排有救了。

记得，1994年打大奖赛，和郎平在香港见过面聊天时，谈到女排的情况，我很寒心，当时，我随口对郎平说：‘你要是能回来带队就行了。’那时候，她正在八佰伴世界明星队当教练，她有自己新的生活、新的位置，怎么可能回来带队？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我真觉得如果郎平来执教，女排有希望。这是一种预感，因为我信任她。”

我知道，这是大家的信任。我也知道，袁伟民教练一般是不求人的。

1994年打世界锦标赛的时候，我正在八佰伴做收尾工作。当时，一听中国女排拿了第八，我吓一跳，我觉得中国女排不至于打这个成绩，就是因为输给韩国队后，情绪懈了，一泻千里，结果落到第八。

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女排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那年，我生下浪浪还在坐月子，美国电视台不转播中国女排的比赛实况，我在家里坐卧不安，结果等来的是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中国女排在小组赛中输给荷兰队，夺魁无望；巫丹误服中草药，被国际排联误认为服用兴奋剂，这一事件使女排士气严重受挫。

竞技、比赛，说到底，比的就是精神，比的就是士气。

得知这些消息，我整整一天说不出话，几经周折，终于拨通国际长途，找到张蓉芳，我问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声音都抖了。

奥运会之前，女排在美国圣地亚哥参赛，那时，我怀孕快八个月了行动很不方便，可我还是坐了12个小时的车去看她们，真希望她们能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把1990年锦标赛没拿到的冠军夺回来，没想到她们却接连失利。

张蓉芳心情也很坏，我太能体谅她了。我赶紧又拨通北京的电话，让我父亲替我去北京机场接她们，一定要代我安慰她们，告诉她们来日方长。遗憾的是，女排受打击的士气再也没有缓过来，这种状态被其他国家的教练都看出来了。

1994年世界锦标赛后，那时在香港，我、欧亨尼奥（古巴队主教练），还有卡尔波利（八佰伴世界明星队团长，俄罗斯队主教练），我们三个并排坐在一条长凳上，他们和我聊起了中国队，说中国队怎么回事，中国队的水平不应该跑到第八的。